• 专家共议“西部发展新征程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 日期：2023-06-11   点击：次   字体：[ 大 中 小 ]

6月9日-10日，由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西安市人民政府主办，中国金融四十人研究院、陕西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支持，西安曲江新区管理委员会、西安市金融工作局协办，西安曲江文化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陕西丝路金融研究院承办的第三届金融四十人曲江论坛在西安召开，主题为“西部发展新征程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十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武汉大学全球发展智库首席专家辜胜阻发表开幕演讲，CF40 常务理事、上海新金融研究院理事长屠光绍和西安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曲江新区党工委书记姚立军为本届论坛致辞。

围绕金融助力西部地区形成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新格局，屠光绍提出了通过间接融资、直接融资双支撑来服务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需求，通过自贸区金融开放和“一带一路”金融开放的双引领来服务地区扩大对外开放需求，通过区域金融中心和金融科技的双赋能来配合区域深入协调发展需要等一系列建议。

在主题演讲环节，原中国银监会主席尚福林强调，作为经济的血脉，金融应在推进形成西部地区大保护、大开放、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中发挥更加积极作用。

CF40学术顾问、重庆市原市长黄奇帆指出，“一带一路”的伟大意义，不仅在于中国企业与沿线国家之间优势互补、深化合作，共同推动建设周边命运共同体；还在于深刻变革了以海洋经济为主的世界经贸格局，形成海洋经济与陆地经济齐头并进、共同发展的新局面。

“‘一带一路’推动内陆地区形成陆港城市，将内陆城市顶到了对外开放的第一线。”黄奇帆认为，未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将继续带动海港城市进一步发展，“丝绸之路经济带”则将推动形成陆港城市，开创海洋经济与陆地经济相联动，沿海城市群与内陆城市群相辉映的新局面。

CF40学术顾问、十四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尹艳林建议，可以将“深入推进新型工业化”作为推进新阶段西部发展的重点方向之一。

数字技术是全球化向前发展的重要支撑力量，中国社科院大学教授、国务院原副秘书长江小涓建议，“一带一路”的各种合作今后可以更多纳入到全球化治理体系中，可以更多采用数字化合作这种新资产的模式，目的是使“一带一路”的合作更有规则、更加绿色、更可持续，实现高质量的发展。

CF40学术顾问、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原副理事长陈文辉指出，新形势下我国西部地区的产业发展存在五大机遇。

10日下午，本届论坛还举行了两场高峰论坛，主题分别聚焦“‘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下的西部开放水平提高”以及“区域平衡下的西部投融资新发展”。

围绕“‘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下的西部开放水平提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隆国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丝路基金副总经理司欣波和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先后发表主题演讲，中国金融四十人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郭凯主持本环节。

中国工商银行原行长杨凯生，中金公司原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清华大学管理实践访问教授朱云来，湖南大学金融与统计学院教授、清华大学股权研究院首席专家刘健钧，恒生银行（中国）副董事长兼行长宋跃升和中国邮储银行资产负债部总经理刘丽娜围绕“区域平衡下的西部投融资新发展”发表主题演讲，上海新金融研究院副院长刘晓春主持本环节。

稿件二：《曲江报告》发布：我国资本项目开放进程中的跨境资本流动事实、风险与对策

本届论坛还发布了2023年《曲江报告》（以下简称《报告》），主题为“我国资本项目开放进程中的跨境资本流动事实、风险与对策”。该报告为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课题研究成果，由CF40资深研究员、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张斌和CF40青年论坛会员、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全球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肖立晟共同负责，课题组成员包括徐子桐、罗朝阳、许乐、常殊昱。张斌代表课题组发布《报告》，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上海浦山新金融发展基金会会长余永定和CF40资深研究员、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助理张晓慧围绕《报告》进行主题交流。

《报告》分别从流量和存量视角对我国跨境资本流动情况进行考察。《报告》发现，2005年以来我国短期资本总体呈现净流出态势。其中，“其他投资”项目下的资本流动主导了短期资本流动的基本格局。相比发达经济体和其他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中国短期跨境资本波动更剧烈，其他投资项目下的资本流入和流出更不平衡。

《报告》认为，这种独具特色的短期跨境资本流动形态，背后是我国独特的制度环境、参与主体及其行为动机。在管道式的资本项目开放环境下，外资外贸企业仍是我国外汇市场的主要参与主体。相较于纯粹的金融投资，企业对国内外利差和全球风险偏好的关注程度较弱，受人民币汇率预期变化和国内经济景气程度的影响较大，而在渐进式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下，人民币在过去较长时期保持了单边变化预期，使得我国短期资本流动波动较大。这些特点也表明，国内经济基本面对我国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远大于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影响。由此带来的一个政策启示是，我国没有必要像很多新兴市场经济体那样通过保持利差减少资本流动压力，以国内经济为目标的货币政策和浮动汇率制度的组合可以更好地兼顾稳定国内经济和稳定跨境资本流动。

此外，《报告》还对中国跨境直接投资的真实存量和各国离岸证券资产进行了重估。《报告》指出，离岸金融中心的存在，对国际金融监管和研究都带来了特殊的挑战。建议进一步规范涉外企业返程投资的申报和监管，合理引导返程投资企业的跨境资金运作；加强对新型资本外流手段的监管，进一步规范国内企业的股权转让，尤其是对境外壳公司、机构投资者的股权转让流程，以及通过VIE架构的利润转移。

 华商报记者  黄涛

来源：-华商报